张光年的文学活动从193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文学时期：1930-40年代是第一个时期，建国到文革前是第二个时期，还有文革结束后的第三个时期，涉及的领域很多，取得的成就很大。关于张光年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及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在迎来张老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期待张光年的文学研究可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新的突破。

首先，在更加开阔的战争文学视野下对张光年1930-1940年代的文学创作进行整理和研究。就文学创作而言，第一个时期是他创作最活跃最才华横溢也是创作成就最大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以《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等为代表的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地位的经典作品。其中以《黄河大合唱》的研究最多成果也最丰富。这首创作于1939年的大型组诗，从1940年代开始就被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逐渐符号化，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黄河》的经典地位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同。在《黄河大合唱》被经典化的同时，这篇作品也被从他的创作中孤立了出来，让我们很容易忽视他这一时期的其他创作成就。

张光年很早就投身于革命，1930-19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较少个人的情感抒发，大多和时代的洪流紧密相连，尤其和当时所处的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8）中，对于光未然的诗歌创作成就是这样定位和描述的：“光未然的朗诵诗当时曾被人广为传诵，特别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词，更得到广泛的传唱。”，“从1936年创作于武汉的《五月的鲜花》到1939年创作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再到1940年创作于重庆的《屈原》，无一不是传唱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光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数量极大，但除了广为流传的一些作品外，很多都散佚了，或者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展示这一时期创作的全貌，其中包括很多战争期间写的街头剧、朗诵诗、歌词及文学评论文章。这个现象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中是非常普遍的，其中有战乱的客观原因，也有其他的政治及作者个人的复杂原因。

当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从某一个文化和历史环境转移到另一文化历史环境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抽出新的意义来，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同时代读者预见到。抗日战争结束已经快70年了，对于包括《黄河大合唱》在内的抗战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可以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战争文学的背景下来观照，不再用单一的政治标准来看待，也不再用敌/我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来看待战争和战争中的人性与文学，从更开阔的战争文学的角度去全面展示这一时期的创作，进而发掘和思考这些作品的深层意义，也许我们会看到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抗战文学研究，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对于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性、生命意识、家国情怀等人类永恒之文学主题的思考。我相信对于《黄河大合唱》等经典作品的阐释和意蕴发掘仍然有着可能，也相信还有更多的抗战文学作品等待我们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次，在当代文学史料学文献学的视野下开展对张光年建国后文学活动的整理和研究。

建国后的张老曾经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这些工作占去了他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他也一直为自己没有时间创作而苦恼，还曾经自嘲过自己是不合格的中国作协会员，因为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那么对于他文革前及新时期后这两个阶段的文学研究是否就变得意义不大，除了政治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当然不是这样的。近年来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种特殊的文学构成。中国当代文学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体制化文学”，时至今日，文学虽然有了某些“多元化”的表现，但主体却仍旧运行在体制化的架构以内。这是非常特殊的文学现实，也就决定了参与当代文学史构成的，除了作家、批评家、出版者、读者，还有文学体制的管理者，甚至还可以说他们是“当代文学”至关重要的存在。张光年就是这其中突出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他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带有时代的“左”的烙印的文学活动，还是他在新时期为文学的复苏与繁荣做出的巨大贡献，都在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这种文学研究面对的对象就不再是一篇篇作品，而是各种公开的会议报告，工作文件，还有更为潜在的没有公开的检讨、审查、思想汇报、笔记以及日记等这些也就构成了非常特殊的当代文学史料。近几年已经有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呼吁对于当代文学史料学的重视和抢救。

当代文学距离我们非常近，为什么会有这么紧迫的史料学建构的任务。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当代文学和当代政治的同构性，就决定了这项工作的特殊和困难，尤其是当你真正进入这些史料时，就更能明白这是和古代文学甚至现代文学史料都不同的研究对象，但是抢救它们对于我们来说确实非常重要。我认为张老晚年自己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他生前系统整理出版过几个时期的日记，其中以《向阳日记》（1970-1976）《文坛回春日记》（1977-1985）反响最大。阅读这些公开出版的日记，或对照日记原文，我们会发现张老的日记是一种比较客观、冷静的风格，我甚至感觉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一开始可能是一种生活习惯，后来就成为他的一种使命，尤其是当他经历种种运动和磨难之后，已经很难再写出如《黄河大合唱》般直抒胸臆的文学作品时，每天拿笔真实地记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他的文学生命的一部分。这些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和史料学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方面的价值还会越来越重要。晚年的张光年花了很多时间整理这些日记，一部分已经公开出版，还有很多未能在生前出版，他带着病体坚持做这些事情时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告诉我们。

在整理这些数量庞大且特殊的文学资料时，我们尤其需要一个站得更高的史料学或者说文献学的视野，而不能只是拿来作为自己某个已有观点的佐证，或者满足于某些所谓的“爆料”。我们要注意对同一事件, 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要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 以增进我们对当代文学历史情境的了解，并拓宽当代文学的视域，重新梳理当代文学的历史线索，使当代文学的研究不再是一种对政治的阐释或证明，而是放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抉择，放在左翼文化的总体格局之中，客观地思考及检讨当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及教训。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关于张老的文学创作，可能还需要一个跨文界的视野来研究他在诗歌文体方面的多种实践。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跨文体创作表现就是歌词的创作。光未然是作为诗人进入文学史的，但他除一般的诗歌创作外，还有大量的歌词创作。歌词，既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诗，也可以说是不同于诗歌的另一种文体。如果不考虑这二者的复杂关系，我们就无法深入探讨张光年诗歌创作的整体成就。另外，张光年在诗歌创作上还有一个创造，即诗体翻译。这应该属于张老诗歌创作方面的一个突出的成绩，虽然由于精力有限，成果并不是很多，但其文体和艺术方面的意义却是十分巨大的，也是我们研究界很长时间忽视的。如他40年代在云南路南教书时，和一位少数民族青年学生合作创作的一部彝族民间叙事诗《阿细的先鸡》，是很少有的由诗人记录下来的少数民族诗歌，他在翻译中投入了相当的心血，对原文进行了文学性的再创作。这不仅仅是翻译和记录，而是一种诗歌再创作，和其他版本的先鸡比较，其优美的诗意和艺术感染力要远甚于其他版本。如果只是放在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视野内，则不能充分讨论这部作品的文学意义。还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完成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一书，也是一种对于古文的创造性翻译。用押韵的现代文来译出千年前的押韵的古文，意图用一种最接近古人原文原意的方式为现代人讲述中国传统的为文之道，这不正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创作活动吗。虽然我不是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但也还是觉得这种创造性的翻译实践很了不起。这样的创作活动在其他现代诗人那里很少见。

总的说来，张光年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多的挑战，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尤其需要我们直面历史的勇气，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在今天聚在一起纪念这位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自己的信仰认真地生活过、工作过、奉献过的文学先辈的意义所在。

2013.10.29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此文为作者在中国作协“张光年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